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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鸣
晚清历史如此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断地激发我的研究热情。
本书献给读者的，是我近年所写的十三篇文章，都环绕光绪朝的历史展开。起于马嘉理事件（）引发的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清政府向伦敦派出使团，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外关系变化；止于辛丑议和，李鸿章与各国使节进行屈辱谈判，最终去世（）；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新生力量，正在酝酿崛起。二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多关键节点、重要细节、人物命运，本书均予以追踪、剖析、揭示。
在研究方法上，我依然采用自己的习惯做法，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在写作规范上，我依然努力使可读性和学术性得以兼顾，“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坚持通俗流畅，也坚持言必有据。
马嘉理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错讹。而在这一事件背后，蕴藏着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对西方国家制定的近代国家关系的被迫接受，中国驻外常设使团的派遣，以及中国西南内陆地区与缅甸、印度间国际通道的建立等重要问题。大约从年起，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这一事件，研读大量原始资料。还三次前往云南边陲盈江县中缅交界处，沿着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踏访马嘉理从上海经云南前往缅甸迎接柏郎探路队，又从缅甸返回云南，在芒允附近被杀的现场，感受历史、边疆和自然、人文的氛围，同时形成自己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结论。
马嘉理像
年我去伦敦，特别想看一看年因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焘所率中国使团入驻的波特兰大街45号的环境，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驻外使馆。年曾纪泽将其搬迁到49号新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至今还在使用这个馆舍，可谓历史悠久。年，这里还发生过轰动伦敦的“绑架孙中山事件”。我有幸进入中国使馆内的“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参观，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和旅行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
伦敦波特兰大街上的中国使馆
为研究张佩纶遣戍军台生涯，我两次前往张家口市，在堡子里和宣化漫步考察。堡子里是尚未被改造开发的旧城区，-年张佩纶曾在这里居住。宣化则由从前张家口厅的上级治域宣化府，降格为如今张家口市的一个辖区。年我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宣化府署旧址的石碑，而年重访时，这里已是兴泰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迅速抹去昔日的遗迹，我只能站在旧址，眺望远处镇朔楼高大的身影，感受与古人同样的视野，感受岁月变迁的沧海桑田。
再早些时候，年，我曾踏访李鸿章晚年在北京居住的贤良寺西跨院，我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提及过那次拜访，不久以后，西跨院就被拆除，改建成为校尉小学的教学楼了。我曾经认为，这里是李鸿章去世的地点。但在去年，我通过研究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书信，发现李鸿章去世的准确地点，是西总布胡同27号。本书发布了这一研究成果。今年初，我去西总布胡同踏勘，这里也被拆迁改造得仅剩一堵红色围墙了。
显然，现场踏访和田野调查对于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须赶早，要有一种急迫的抢救心态。
近年来，我还着重运用新公布的档案、书信，做了甲申易枢研究。年4月，慈禧太后罢斥以恭亲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启用醇亲王参与政务。这是光绪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课题，以往由于史料不足，长期研究不深。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通信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新细节，为了解事件打开了新思路，展现出许多新脉络。在孙毓汶介入易枢事件上，我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档案，详细再现他奉旨离京查案半年的行程；对学术界以往引用翁同龢日记中提及的“济宁电线皆断”推论孙毓汶的作用，我通过《申报》，查证出当年确实发生过济宁电报分局跨越黄河水线故障，因此各种推测均属过度解读。我还找到由翁同龢后人翁万戈保存并捐赠的醇亲王在易枢之后写给翁同龢的亲笔信，对于了解醇王在事件中的心态甚有帮助。抚触原稿，也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激动。我还从张佩纶家藏档案所收陈宝琛信件中，找到易枢前王仁堪不在北京的证据，从而将其从盛昱参奏军机事件中排除出来。
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奕譞致翁同龢信
历史研究是对古人的思考和对话。这种思考和对话大多数情况下是枯燥的，业内称为坐“冷板凳”。然而当我们打开思路，其实研究就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比如对醇亲王年巡阅北洋海军研究这个课题，我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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