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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疫中无聊，奉到姜鸣前辈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大有谈笑去拘忌、翻书得旧编之乐。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编了。初编《天公不语对枯棋》，手边常置一册，还是年的初版，金黄色龙纹封面，尤显醒豁。犹忆当年在北大西门外第三波书店购得此书的心情，那是相当惊喜。此前，我已读过（严格讲，或不能叫“读”，曰“查”或“利用”更适合）姜鸣的大部头专业著作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龙旗飘扬的舰队》（），体例谨严、考证精审，感到非常之“有用”。初阅此书，却见识了“有趣”，领教到著者另一副笔墨。
当今习称某人文笔好，其实“文”与“笔”还是有所区别，如不拘泥以有韵与否区分文、笔的古人标准，姑取文以足言，辞达而已，笔为言使，可强可弱，推之当代学者，大概也可粗分文、笔；更有甚者，本朝学人惯习自诩只写“论文”，不屑（或不会）写“随笔”或“散文”，即有斗胆为之者，那随笔和散文也多只在“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义。读毕《天公不语对枯棋》的若干篇什，我对印在封底页上一位荐书人的话——“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也表示信服。（用著者自己后来的理论总结，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叫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见“续编”、“三编”之自序）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月
当时另有一种微妙的情绪。随姜鸣妙笔，踏访贤良寺、松筠庵、宣南会馆、八大胡同诸多“京华胜迹”，牵引出一桩桩“旧时人物”往事，真令人目不暇接，心下却暗暗泛生懊悔：好歹也是学近代史的，却对这些个好去处无知无觉，就算有所耳食，也从没有发起愿心去“打一个卡”，真枉做了五六载的“京城客人”了！
可以说，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了草”。而后，姜鸣陆续发表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结集《秋风宝剑孤臣泪》（）、《却将谈笑洗苍凉》（），我都是最热心的读者。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从学生到教师、从北京到上海，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内心深知，“长草”易“拔草”难，一贯疏懒“阿宅”如己，终究无法践行“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这在姜鸣是“习惯做法”，在吾辈则只能“羡慕嫉妒而无恨”，借他人之眼，观世界之大，也算聊胜于无吧。
像侦探一般踏勘历史现场
“却将谈笑洗苍凉”，语出陈宝琛诗作《沪上晤篑斋三宿留别》，年陈氏来沪，故旧重逢，与甲午后被逐南下的张佩纶有过一面之雅。此句隽永洗练，移作书题，延续了著者善撷古韵、为我所用的创意，也寄托了对于“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种深刻同情。全书收录文章十三篇，内容皆关于晚清光绪一朝政事（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枢、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战争、辛丑议和、绑架孙中山）、人物（李鸿章、张佩纶、慈禧太后、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盛昱、盛宣怀、胡光墉、孙中山）。从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来风尘仆仆、“边走边看”的行路历程，他笔下的光绪朝，“和别的作者的表述有别，却是自己思索、考证的一个充满细节、充满张力、起伏跌宕的大时代”。
马嘉理事件
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导致中外关系多方面的变化，其最著名者即清政府向伦敦派出道歉使团，这也成为中国驻外常设使馆的滥觞。外交史家徐中约认为“马嘉理事件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中国人从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驻外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为进入“国际大家庭”而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年间的外交》）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边地的突然死亡，笼罩了太多迷雾，成为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错讹”。
本书起首一篇，便是姜鸣跋山涉水、拨云见雾，对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实录，除重新考订中外文献外，他自年起三度前往云南盈江县中缅交界处，沿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亲莅马嘉理之死的案发地，也三次前往腾冲下绮罗村，访问据说是杀害马嘉理凶手的李珍国故家，便很能体现“万里行路且成书”的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峡谷、户宋河、“蛮允街”石碑等实地照片传达出现场消息，令人遐往。
年，姜鸣又去伦敦，踏勘年因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焘所率使团入驻的波特兰大街45号，是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馆。年，曾纪泽将其迁至49号新址，使馆初建于年，属于“亚当建筑”（由英国建筑师兄弟罗伯特·亚当、詹姆斯·亚当合作设计，融合古罗马设计精髓，以柔和、典雅的室内装饰最具特色），目前中国使馆还在使用这一馆舍，可谓历史悠久。年，此处还发生过轰动伦敦的“绑架孙中山事件”（见《波特兰大街45号还是49号？》、《绑架和营救孙中山》二文）。
孙中山
著名的“历史侦探”黄宇和先生曾用文献批判+脚步丈量的实证方法，“发覆”百年前的孙中山绑架案，其考证过程引人入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这个略带神秘的处所，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和旅行者来说是使馆禁区，难以访问，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鸣凭着“难得的际遇”，带领读者进入使馆内部的“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参观，得以一探究竟，虽然观感“令人失望”，实际起到了去神秘化的反效果，——“现在的使馆，装饰完全没有特色”，“感觉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无论家具，还是室内陈设，完全看不到丁点‘亚当建筑’的优雅华丽”。
为研究中法战争后张佩纶遣戍军台生涯，姜鸣两度前往张家口市游览考察。“堡子里”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是张家口最早的城区，年至年张佩纶曾在此居住。在姜鸣眼中，“堡子里是个袖珍、精巧的老城，遗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落”。（《晚清张家口军台生活寻踪》）很凑巧，前年我也有一次张家口之行，同样印象深刻。堡子里的街道、建筑格局，基本保存了民国初期的风貌，衙署、会馆、钱庄、关帝庙、文昌阁、戏台、钟鼓楼一应俱全。多数建筑虽已成了居民杂院，但一律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尚未经过大规模改造开发，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味。清代张家口厅的上级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为张家口市的一个辖区，城区面貌变化非常大。姜鸣年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了“宣化府署旧址”石碑，而年重访时，该处已成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抹去了昔日遗迹，古城风味已荡然无存。年北京和张家口将联合举办冬奥会，这个城市的建设正在进入快车道，他却在文中感叹：“我想，这个世界上，大约只剩下我，还在凭吊北海轩的旧址，傻傻地寻觅张佩纶和前任知府章洪钧友谊的遗存。而现任地方官和房地产商，更热衷于拆旧建新，推动开发，祖先传下来的老屋，经我们这一代的手，还有多少传给子孙？”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8月
《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描述过作者年踏访李鸿章晚年在京居所贤良寺西跨院的情形。不久后，西跨院被拆除，改建成为校尉小学教学楼，书中摄于年的照片我曾反复观摩。年，姜鸣去李鸿章去世的总布胡同27号踏勘，发现那里已被拆迁改造得仅剩一堵红色围墙。这种失落似曾相识。某次我经过王府井，一眼瞥见“金鱼胡同”的路牌，心血来潮，想起著名的那家花园、贤良寺，还有东安市场、吉祥剧院、东来顺饭庄，不就在这块吗？可放眼望去，满目高耸的CBD大楼、双向八车道的大马路，哪里还有一丝“胡同”的影子？那种杵在街心举目四顾，然后怅然若失的心绪，到今天还记得清楚。我想，我能理解本书中那些明知听者藐藐、但仍必言之谆谆的话了——“现场踏访和田野调查对于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须赶早，要有一种急迫的抢救心态”。
李鸿章（中坐者）。
考据历史，需要扩张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说起张佩纶，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观，而至今尚无一部详传，就连行世的《涧于集》，利用也远谈不上充分。姜鸣只眼独具，酷嗜斯人，于张佩纶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续编都收录有相关文章，近又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内容宏富，洋洋大观，三编也有多篇文字围绕张佩纶及其家族展开，对政治理念、人事际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显出丰富的层次。如涉及“马江之战”大功过的争议，书中特别注意挖掘时人（多位高权重者）日记、书札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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