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伦日用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性：滇西南不同族群生活世界的知识社会学解释范丽珠陈纳蒋潞杨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年第2期
摘要：文化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一体性和凝聚力的基础，文化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生生不息之根与魂。中华广土众民共享的伦理价值、历史叙述与嵌入于社会事实中的文化共同性彼此叠加，在时空坐标中形成了自在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简单地照搬西方学术体系和概念话语无法对中华民族用历史长卷缔造的共同体进行恰当的解释，故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当前处境的社会事实出发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和解释性理论有着相当的迫切性。
基于对滇西南不同族群社会生活的田野资料，借助不以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为标准版本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探究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教化系统”在滇西南各族群的生活世界中内化为地方性“社会知识库”，多元通和的信仰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使安身立命的伦理价值嵌入于敬天法祖和神道设教等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中，构造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从而确认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其文化共同性既非虚构也非论证出来的，而是基于生活世界人伦日用之中的伦理价值、道德秩序及共同的历史叙述和文化积淀。
关键词：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性、人伦日用、滇西南族群生活世界、知识社会学
[作者简介]范丽珠（-），女，河北满城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副主任，统一战线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与中国宗教理论研究、中国民间社会内在文化动力等。
陈纳（-），男，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文化认同与儒学复兴等。
蒋潞杨（-），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族群与宗教。
在文化共同性和共同体意识基础上，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生生不息之根与魂[1]。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性状态的一种生动描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自觉意识与凝聚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则意义超乎寻常。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与“自觉”是一个相互衔接、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而非绝然断裂之二元对立状态[2]；在时空经纬交织过程中，中华广土众民共同接受的伦理价值、历史叙述与嵌入于社会事实中的文化共同性彼此叠加，前现代自在的、无意识的文化共同性恰恰是具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基础。
近年来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发展为自觉的认同意识，学界有着多方面的论述，包括历史脉络、政治经济格局，以及由文化交流、军事行动、移民、通商形成的中原与边缘地区的互通交融等。在定位中华民族内部广土众民之互动、认识拥有大一统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等方面，简单地照搬欧美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产生了相当多理论和现实方面的困扰，这个世纪难题一直延续至今[3]。
显然，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当前处境的社会事实出发，梳理“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史事与田野调查资料，以期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整体性的客观认识，进而发展出具有解释性的理论有着相当的迫切性。
位于大中华一隅滇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族群众多，在高地或坝区有“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其生活世界普遍存在着追求崇德报功的天地信仰和祖先崇拜的实践，不仅是费孝通定义的中华民族“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生活世界的真实呈现[4]17，而且由于共享的信仰价值历经岁月积淀于集体无意识层面，遂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共同性显示为日用而不知的实践样貌。
在本文中笔者将基于对滇西南不同族群社会生活的田野观察，借助不以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为标准版本的知识社会学视角——人们日常生活所理解的现实，即是一个具有主观意义的规整的世界[5]27，认识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此时”状态的社会实在和意义系统所呈现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
笔者试图描述并揭示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教化系统”在滇西南社会生活世界中内化为地方性“社会知识库”，嵌入于日常生活中的神道设教原则和敬天法祖实践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使中华教化得以积淀为一种超越地域、超越民族单元“此时此地”形式多样的社会事实，以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共同性不是任何人想象出来的、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自在于生活世界的人伦日用之中。
一、生活世界中的中华教化
上世纪四十年代，人类学家许烺光对位于滇西大理的喜洲镇进行了田野研究，出版了对认识中国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祖荫下》。许烺光将“祖先的庇荫”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生活在“祖荫下”喜洲人的家族文化被视为整体中国的代表，不仅与其研究的云南境内的其他村镇相符合，甚至在更广泛的中国城乡也能发现类似的特征[4]7,。
毋庸讳言，国内外学界对许氏此项研究有不同看法，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西南大理的社会生活场景能否代表诺大的中国，一是被称为“民家”的喜洲人在数年后被识别为白族。作为对中国家族制度和文化的研究著述，其研究对象在族源上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受到质疑在所难免，“一向以少数民族文化著称的西南地区，真的有那么‘中国’么[6][7]？”
笔者认为许氏《祖荫下》笔下的喜洲人被识别为白族，似乎并没有改变其生活世界中家族文化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以喜洲“白族人”“祖荫下”通行的社会场景来代表中国社会的祖先崇拜信仰实践，无疑是证明了这群人在族源和族籍名称上无论出现任何变化，其生活世界的基本认同和基本行动内容依然故我地存在，没有纠结。“经历了民族识别的西镇（喜洲）人认同于白族，同时也认同汉族人起源，……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祭祀文化，……这种情况至今还在延续[8]。”
在笔者近期对喜洲的田野观察中不仅有类似的发现，而且在大理洱源凤羽镇凤翔村这个依旧相对完整的“白族”村落也有同样状况的存在。生活世界是由多重现实组成的，不同族群间“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处互动自然形成的共存模式，在统一的政体和经济体系下发展出中华文化的共性和“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9]。而许氏以喜洲人“祖荫下”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存在于中华民族中超越时空、地域和族群差异的文化共同性的绝佳案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由多种因素促成，传统中国作为自成一天下格局的帝国文明体，重文化属性淡薄民族单元的属性、且具高度开放性，强调以“礼”的秩序实现“道德教化”，是否属于该文化共同体取决于“礼”的获得或丧失。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价值观为代表的文明方式[10]66-67，使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和共同体意识得以在历史脉络中逐渐生成。
美国中国学奠基人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有这样的观察，“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11]。”中华民族在祖先血缘脉络上和文化传统脉络上是多源的，其中儒家思想体系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主脉，在各族群互动中构成内部融合的机制[12]。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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